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 陈瑞洪

 

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 7 7 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8 13日上海事变之后,南京、武汉、长沙相继沦陷。当祖国半壁河山遭受日本铁蹄蹂躏时,广大爱国青年以民族大义为重,奔赴国难。到 1942 年,我所在的溧阳县相继建立区、乡、村各级政权,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工作,如组织农抗会;建立游击小组;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筹集军粮;组织农业生产等。由于这些工作可以是不脱产进行的,所以我一方面照顾家庭,一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44 7 月,周幕德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我在党的教导下,越来越自觉地领会党的抗日主张,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终身的理想。入党这一年,我正值而立之年。

由于日本的三光政策,我所在的溧阳老家也一片萧条,生活举步维艰。党组织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参加一线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先国后家。于是抛下妻子、孩子,走上了抗日第一线。

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间是 1944 年上半年。当时我和作战参谋戎茂,通讯员陶中朝、朱某某、小虎等人一起为攻打南渡镇侦察地形。下午五时左右,天降大雨,无法开展行动。于是我们就到小金山胡德桥宿营。凌晨三时左右,南渡镇的日本鬼子和“和平军”200 余人下乡扫荡。就在胡德桥,敌军和我们遭遇。由于敌多我少,我们边打边撤。结果有 6 人被俘,轻伤 1 人。我记得自己先后淌过了五条河,终于死里逃生。找到团部后,我立即向团长作了汇报。当时我以为戎参谋也被俘了, 但团长表示怀疑。 后来我果然再见到了戎参谋。 他笑着告诉我说:那天他是被敌人抓到了,敌人先抱住他的腰,把他摔倒,然后又拖住腿。两个打成一团。 边打边滚之中, 戎茂参谋终于逃脱。 我问他为啥不开枪?他说当时枪被泥堵住了。戎参谋后来担任过九团二营营长,69 师师长参谋长。在淮海战役中不幸牺牲,我深感悲痛。南渡镇作战中,两个通讯员一个负伤,一个被俘。被俘的朱某当时是竹篑桥镇镇长。后来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早年参加革命时, 我还积极帮助区政府催缴公粮。 虽没有正式任命,但工作性质是粮管员,负责向各村大户人家催缴公粮。为了支援农业生产,筹集资金扩大生产,当时还拆掉大祠堂、中公堂、八房公堂等。 

北撤遇险 

1945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一片欢腾,欢欣鼓舞,庆祝胜利。随后又听到消息,毛主席亲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为了和平民主,为了团结,共产党忍痛将苏南、浙东、皖南等地的新四军撤退到苏北。我得到消息较迟,便通知村里也在准备。我们埋藏了一些枪枝,然后就赶到二圩港,准备渡江北上。时间大概是 10 14 日。因为天色已黑,再加上当时还有国民党汽艇在江面上巡弋,所以我们安排在 10 15 日撤离。记得我们是最后一批撤离者。总人数有近千人左右。其中部队有 400500 人,被服厂女工约200300人, 其余都是地方干部, 还有一部份领导机构的后勤干部。另外还携带有重武器、迫击炮、轻重机枪。我们乘坐的是镇江开往上海的客轮“中安号”。这是条铁壳船,因为船很大,不能靠岸,所以就用木船摆渡。差不多摆渡了 3040 船后,时间已是将近晚上八时。我们溧阳去的同志因没有见过长江,都坐在船面上说说笑笑,讲起山海经来。这时,部队领导韦一平同志站在船面上高喊:同志们,保持镇静,不要动啊,动要出危险。连喊几声,轮船轰的一响,就下沉了。我刚站起来,水已经淹到胸口,于是就跳入水中,将衣服脱掉,一手拉着大背包, 一手游泳。 当时只听到一片混乱和喊声:救人啊、 救人啊!江面上到处都是背包。约 4050 分钟后,人声就寂静了。记得这天天气特别阴沉、黑暗,加上轮船沉没时喷出的烟雾水气,能见度很低。看到远处有一道光线,拼命游去,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后听到 5060米处,有人在叫着:有办法,只要我们能稳定好,总有人会来救我们的。那时,我就将背包推开,和他们游到一起。我们差不多有 20 多人,扶着一只船底朝天,约有 34 米长的小船。大家面对面,手拉手,努力保持着小船的稳定。约有一个小时后,江面风吹浪大,江水翻滚,一个浪头将小船打了几个翻身。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看到了东方泛白。这时我们才发现,原先的二十多人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终于看到了一艘救生船。船上的人抛下一根绳子,但刚救上其中一个同志。一个大浪又把船打得没了影子。不久又来了一只船,我们二个人一起拉住他们抛下的绳子。风大浪大,船上的人根本拉不动我们。我只好松开了手。与上条船一样,救起一人后船又随风浪一起不见了影子。我漂浮在江面上,心想肯定非死在长江里不可。就在这时,我听见老远有人叫:这里还有一个人??。 我总算获救。 此时我差不多在江里呆了近十个小时,疲乏不堪不说,浑身也都是血。船老大人连忙拿被子给我盖上,并烧了一碗姜茶给我喝。晚上八点钟左右,部队终于来人救我。此时的我身上只穿一条绸短裤,一件汗背心,样子十分狼狈。

“中安号”的沉没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革命事业一个巨大不幸。 遇难者近千人, 其中包括师、 旅、 团干部如韦一平、 李谦谟、徐公鲁等。牺牲的区干部就更多了,光我们溧阳的就有 4050 人,长兴也有 24 人。据我所知,获救幸存者只有 20 余人,作为幸存者的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

 

难忘的战斗

 

获救之后,我们一行人员从天星桥出发,经泰兴到海安,找到了大部队。同志们都为失去那么多优秀干部而痛心,同时也为我能脱险而感到庆幸。慕德同志帮我办了一切手续,我正式成为部队一员。我随后就被分配到一师三旅九团文工团工作。因缺乏艺术细胞,组织上又把我分配到参谋处当书记。工作一个多月后,我又被分配到二营。因为二营已有书记,所以我的工作又改为金融上士,主要管理部队的枪支弹药、衣服鞋帽等。领导考虑到我一直从事区乡工作,善于接近群众,做群众工作也有经验,所以不久就安排我担任管理排长,主要是管部队的经济、粮食、伙食等。

在部队的四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参加了大小战斗 20 多次,平均二个月一次。那时的战斗多是大运动战。每天平均要跑六十华里路。打涡阳、蒙城时,一天跑了 150 华里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945年阴历年底, 鬼子兵仍不肯向我们投降, 不肯把枪支交给我们。根据部队的指示,我们就用武力逼迫鬼子投降。陇海路上我们又两次大的战斗,一次是攻打炮车、瓦窑、碾庄,洋桥、运河等驻点,另一次是从陇海路回到苏北攻打高邮城,发起全面攻击。两次战斗,日寇被迫投降 500 多人,伪军投降将近 5000 多人。两次战斗我军也有不小的伤亡,但胜利的心情非常振奋。看到鬼子被俘后的狼狈相,心里真是说不出的舒服,真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大灭鬼子的威风。

打完了陇海路之后,部队回到淮阴地区。这时我从溧阳县委书记那里得知, 坚持地下工作的许多村乡干部都被杀害。 如杨笪村的陈宝良、陈庚富。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很悲痛。他们两人都和我同时参加工作,平时和兄弟一样。1951 年我回家探亲,我哥哥告诉我说,宝良、庚富被杀之后,敌人也到处找我。要是我当时在家的话,估计也难逃厄运。陈宝良、陈庚富都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连他们也不肯放过,可见其宁可错杀一千、不肯错放一个的残酷。

1946 年春,我所在的部队在如皋整编为华野四纵 12 36 团二营。不久, 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 蚕食解放区, 不断制造摩擦。 我军自卫反击。苏北七战七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仅一个多月时间,我军就消灭了敌人 89 万人,缴获枪支弹药无数。部队评比庆功,军民热情振奋。七战七捷是粟裕司令员亲自指挥的。当时有这样一首流行的部队歌曲:“毛泽东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仗仗胜,十年后围剿八年后清乡,七战七捷威名扬,威名扬”。从歌词上说明粟裕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

为了打更多的胜仗,更多地消灭敌人,宿迁涟水战斗后,我军主动撤出苏北和两淮, 进入山东, 集中优势兵力, 打更大的歼灭战。 电影 “红日”的情况,就是我军打仗的缩影。到了山东以后,各路野战军配合,第一仗就吃了敌人 26 师快纵队和枣庄的敌人,俘敌一万多人并缴获坦克汽车大炮,武装了自己。据说我军炮兵部队初建时的武装有很多就是这一次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山东的战斗都是大仗、恶仗。我先后经历了莱芜、孟良崮、济南、豫东、淮海、渡江等大战。

一次行军中,部队在新沂县(那时称安镇)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从下午二时左右到四时,周围死伤 45 人,我幸免于难。

19472月, 我部队奉命攻打莱芜。 我们跑了很多路, 翻了几座山。当我们赶到时,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这次战斗打得很顺利,活捉兵团司令李仙洲,全歼敌军 6 万余人,缴获武器无数。

1947年夏, 歼敌74师是一场恶战。 该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 在苏北、涟水战斗中,我军吃过他的亏。敌师长张灵甫傲气的很 , 部队装备均是美式装备,武装到了牙齿。我部队也是主攻部队之一,战斗非常激烈,伤亡很大。 我军把他们包围在孟良固, 最终全歼74师。 张灵甫也被打死。战斗结束后,74 师的俘虏收编在我们部队里。一天晚上,我们驻扎在临沂红土头村。突然间有一个俘虏拿了一个手榴弹,跑到外面菜地里拉弦自杀。我连伤亡很大,战斗下来时只剩下 5060 人,包括病人和炊事员。我也受了轻伤。

孟良崮战斗刚结束,部队疲劳得很。但还没来及休息,上级领导又下了新命令:敌人的援兵来了,我军必须整装出发。部队于是连夜向津浦路转移。急行军到腾县、曲阜、邹县、费县一线,部队遭遇到国民党杂牌军一个旅。。这个旅虽是杂牌军,但很顽强。地面上看不

到任何工事,但爆破时怎么也炸不开。这次战斗以我军伤亡较大。战斗结束,敌旅长被俘,但又遇上敌机轰炸,敌旅长及我押送人员均被炸死。

费县战斗刚结束, 领导来了命令, 迅速向鲁南转移。 鲁南范围很大,有金乡、鱼台、定陶、章丘、成武等县。连日的下着暴雨,沂河、泗河河水暴涨,一片泥泞,徒步难行,敌人一面封锁黄河渡口,一面对我部队紧追不放。这时部队的给养供应不上。饿着肚子,见什么吃什么。我们将粮票、草证、菜金分散给各班组,由各班组自己解决,但要求不能破坏群众纪律。就这样,我军在鲁南与敌军周旋近半个月,敌追我走,敌息我息。疲劳可想而知,但我军却保存了实力。在连续的急行军中,我因伤口未愈合,又染上痢疾,所以常拉肚子。双脚长期浸泡在水中,外表皮全部脱光,里面全是鲜红的嫩肉,稍一碰到砂石草根,就好象刺在心里一样痛。

行军中碰上沂河发洪水。河面有五、六里宽。头顶上敌军飞机扫射,部队因此伤亡很大。在一次行军中,国民党来了五架黑色运输机,丢下 400500 个炸弹。这些炸弹都是装备着降落伞的迫击炮弹,一放几十只,满天都是降落伞。几分钟后,满地都爆炸。领导命令各自隐蔽。我找到了路中最低处,仰面卧倒。有的同志因为卧倒在坟包周围,因为地势较高,所以被敌人炸着了。

陈毅同志讲:鲁南突围是一次千里长征。对此我们深有体会。

 

从胜利走向胜利

 

就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打开了黄河渡口的封锁,消灭了洗盛楷的一个整编师。直到这时,我军才得以南渡黄河,到河北休整了一个时期。利用这个休整,部队进行了纪律检查。鲁南突围时因为饿得慌, 有人白吃了群众的东西, 破坏了党的群众纪律。毛主席获知此事后非常重视,在狠抓部队作风纪律的同时,还对鲁南人民的损失作了如实补偿。经过休整,部队又返回河南,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开封战斗我军是阻击,敌援军未到,开封就下来了。豫东战斗紧接着就开始了。首先碰到的是欧寿年兵团,他是来增援开封的,经过了 23 天的激烈战斗,该兵团被歼灭。兵团司令被俘。豫东战斗中有两件事让我难忘:一是我们住在一个小村里,一架敌机突然来轰炸,一颗重磅炸弹离住房 50 米处爆炸,炸了一个大坑,我们住房虽未倒塌,但我全身满脸都是黑灰,耳朵嗡嗡响了好几天,真是危险之极。二是豫东地区弄不到细粮吃,搞到一些红高梁,只去壳不去皮,吃了半碗高梁饭,肚子热得受不了,水吃了很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很长一段时间,胃里泛酸水。大家拚命喝水。而敌人趁机封锁水井。四连一个炊事员为吊井水,被炮弹炸死了,牺牲时大家都流了泪,发誓一定要报仇,要给敌人更大的打击。那时部队的士气很高,经常唱着“打的好”这首歌:“打得好来打得好,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来传捷报,到处都在打胜仗,捷报如同雪花飘,雪花飘来雪花飘,军长、师长跑不了来跑不了,到处都在打胜仗,捷报如同雪花飘。”

豫东战役后,部队进行了休整,重新部署兵力。1948 9 月,我部配合东线兵团攻打开解放了济南。济南战斗歼敌 5 万余人,活捉敌指挥官王耀武。 济南战斗后,我调到华野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工作。连长是束华龙。全连有 160 余人参加了淮海战役。整个战役分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消灭黄伯滔兵团和黄维兵团;第二是歼灭杜、邱、李、孙、刘、张兵团。从 11 月开始到年底结束,战斗时间最长。因为伤病员很多,为防止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所以当时团政治部专门给共产党员印发了临时党证。我十分珍惜这张党证,一直保存了近50 年,因为我在战斗中负了伤,在该党证上留下了弹痕,这又是我九死一生的见证。1994 年,我把这份宝贵的临时党证捐赠给了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展示及保管,被确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在淮海战役中,我们的任务是围歼黄伯滔兵团。该兵团团部驻扎在陇海路碾庄车站。这是一个小镇,属肖县管辖,周围有吴村、大牙庄、小牙庄等十多个村庄。四周是平原。敌军遍地筑起地堡,防御力很强。34 团及 35 团担任了第一天的主攻。由于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二个团的伤亡过半。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部立即改变了进攻方法。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便在沿线周围挖起交通壕,渐渐将敌人包围起来。接近敌人的地堡时,首长一声令下,全面攻击。我连主要目标是小牙庄,很快就攻了下来。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黄伯滔兵团被全歼;黄伯滔本人也被打死,吴庄的敌人起义投城。当然,在战斗中,我们连的老兵也所剩无几,非死即伤。战斗结束后,上级又从其他营连调来一些老兵,另外又补充了大量的俘虏兵。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诉苦教育和党的政策教育,这些俘虏兵的觉悟提高很快。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作战十分勇敢。在这次战斗中,我也负了轻伤。但和所有人一样,我抱着淮海战役不结束决不下火线的决心继续参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黄伯滔、王维兵团被歼,徐州的国民党“剿总”慌了手脚,准备突围南逃。我军抢先一步,将突围的口子紧堵住。当时,我们的包围圈内有 280 多个村庄,我们一面挖战壕、筑工事,一面缩小包围圈。记得当时下着大雪, 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队有3040万人。 被包围之后,他们的供给出现了问题,不得不采取空投。随着包围圈的缩小,很多空降物资就降落在在我军阵地。包围圈内的敌军为争夺有限的空投物资,相互残杀。这时,我们的包围圈已缩小到只剩几十个村庄。我军于是下令发起总攻,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便很快被歼,国民党将领除李弥化装逃跑漏网外,其余全部被俘,邱清泉被击毙。这次战斗俘虏数以万计,缴获军用物资堆积如山。

在包围敌人的日子里,我们的部队也经受了巨大的磨练。有了当年鲁南的经验教训,我们这一次始终没有进入村庄。差不多有一个半月时间里,我们都蹲在战壕里。冰雪满地,每天又有伤亡,身心都受到了考验。我是做军需供给工作的,对此深有体会。

淮海战役是一次大兵团作战。敌我双方参战人数近 200 万人。军需供给是个大问题。为了买到粮食,每天走上 10 30 公里不说,更要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沿途常能见到人、牛、驴被炸死,心情非常沉重。粮食运回后,我们想着办法进行搭配。粮食问题解决了,吃菜问题更犯愁。猪肉鸡蛋极少能见到,基本的蔬菜也吃不上。由于打仗,30 公里以内的集市都关闭了。为了能买到蔬菜,有时要跑到 50 公里以外,23 天才能回来。所谓的蔬菜其实也就黄豆、花生米。一天三餐,往往是早上炒黄豆,中、晚煮黄豆或花生米。柴火也是问题。天气晴朗时能够烧些干草,但遇到了这么长时间的下雪天,草都是湿的。一烧饭就直冒烟, 冒烟了就担心敌机轰炸。 然而就是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我们的部队还是克服了。

淮海战役的胜利,再一次宣告了国民党的不得人心,显示了我军的强大优势。我也能为自己亲身参加这次战役感到光荣和自豪。淮海战役结束后,部队稍事整顿就向南挺进,由山东入二淮,沿运河到泰州虾蟆圩。为准备更大的战斗,部队开展练兵活动,主要是游泳,研究制造游泳工具以及划船。记得是 49 年三月初,天气很冷,连队领导每天带领战士跳水划船,战士冻得脸面嘴唇乌紫。战士中北方人多,有的是初学,见水害怕,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就熟悉地掌握了技巧。就在这时,部队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每天都能吃上大米饭,经常能够吃到鱼。训练期间,有的战士一天要吃三斤米。经过训练,战士们不但动作熟练,身体都很结实。

1949 4 21 日,我们接到命令。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3 69 207 团。我分在特务连。渡江作战时,我师的 205206207 团都是一梯队,我们特务连也是突击队。从虾蟆圩乘船到长江,在我炮兵万炮齐轰之后,我们的船箭一样地驰向对岸。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所以渡江时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过江后,由于江堤如峭壁,战士们就用洋镐洋锹挖出梯形,也有的搭成人梯。我所在的特务连当时幸亏带来一张梯子,所以很快就冲上了江堤。这时的国民党军队早已乱作一团,不敢抵抗,两个连的敌兵都乖乖做了俘虏。敌兵缴枪投降后, 我们就放了岗哨看守, 其他人则继续前进, 由常州—丹阳—金坛—溧阳。记得过江后连连下着大雨,一路泥泞,但胜利在望,欢声笑语不断。24 日拂晓,我们到达溧阳下桥、仙人山一带,我师一面解放溧阳,一面阻击来自南京的南逃之敌。攻克溧阳后俘敌千余,堵击南逃之敌亦大获全胜。在解放家乡的战斗中,我的腿上负了伤,虽经包扎,但因为弹片未能取出,所以二日后就化脓。当时野战医院已搬到杭州拱宸桥。4 28 日,部队用卡车将我送到杭州治疗。

在杭州住院后,一位上海姓朱的女医师为我做了手术。手术尚算顺利。当时她告诉我说,整个右腿都红肿,弄得不好要截肢。我听过后很是难过,心想没有死在战场上,却要瘫在医院里,所以就想即使死了也不能截肢。一个星期左右,腿部消肿了,脚保住了。由于伤员太多,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一批恢复期的伤员就转到了杭州塘栖一座祠堂里。住到 7 月份,医生检查后确定我为三等乙级残废,并发了残废证。随后我便出院回到部队。参军到现在已经 48 年。有些记忆已十分模糊。所在部队先后改过三次番号:开始时是华东野战军四纵队师三旅九团;后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六团;最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军六十九师二 O 七团。我在部队得到过三次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豫东战役纪念章;渡江纪念章。这是我一生的骄傲。

(原载 2005 3 18 日《长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