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史档案与文献学术研讨会

中共地方组织在浙北长兴的建立与曲折

——兼论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建设

龚荣庭  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

      19217月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同处浙北地区的长兴县,尽管距南湖仅百余公里,且水网相通,但迟至1927年才有建党活动。论文系统检视地方档案和史志资料,在梳理中共早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尝试从经济社会角度理解早期党组织在浙北长兴的建立与曲折,并提出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建设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中共地方组织  浙北长兴  创建史  档案资料

19217月底8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宣告成立,开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同处浙北地区的长兴县,距南湖仅百余公里,且水网相通,但迟至1927年才有建党活动,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呈现出晚、散、幼的特点。本文系统检视地方档案和史志资料,试从中共早期发展战略和长兴经济社会角度,理解和阐释中共地方组织在浙北长兴的建立与曲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建设的若干建议。

一、浙北长兴最早建立的党组织

根据已有档案和研究成果,目前所知浙北长兴最早的中共组织是1927年成立的中共长兴独立支部,隶属中共湖州县委。关于长兴独立支部成立的时间,有的研究显示为8[①],有的材料显示为9[②],依据的档案是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在19279月所作的八月份报告及九月份计划[③]。该报告所载的表格,仅列出“长兴独支”,是中共湖州县委所辖的三个独支之一。根据地方党史工作者的研究,长兴独立支部是在湖州县委的指导下成立的,而湖州县委是19276月成立的,其前身中共湖州支部于同年4月成立。[④]因此,长兴独立支部成立的时间,不会早于6月、晚于8月,应在1927年的7月前后。同属湖州的德清、安吉,也是在19276月湖州县委成立后,先后建立独立支部。也就是说,包括长兴在内的湖州地方党组织,绝大部分在1927年夏先后建立;此时,距中共南湖宣告成立已经整整6年时间。

1921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50余名党员;浙江籍7名,其中沈雁冰、沈泽民兄弟为嘉兴桐乡人。[⑤]虽然没有湖州籍党员,但湖州与嘉兴地缘相接、人文相通、经济相联,为何党组织的建立如此之晚,一方面跟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突出地位有影响,一方面也跟中共早期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后,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在外国列强经营的殖民体系地位中迅速上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民国初年的上海已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形成巨大的吸引力,江浙地区的大量商品和人才都不断地向上海聚集。至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国各地的先进分子共组建8个地方党组织,上海党组织和北京党组织人数最多,都为13人。上海党组织中,有6人为浙江人,而浙江此时未建立党组织。加上“一大”、“二大”在上海的召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不仅是当时浙江籍先进分子的集聚地,也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最适于共产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地区。这种情况,是早期先进分子开展建党活动的必然选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江党组织的创建。至19227月“二大”召开时,全国共有党员195人,浙江仍未建立党的组织。至同年9月,浙江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才正式成立;1923年春,随着党员的增多才扩大为中共杭州支部。[⑥]1925年前后,若干长兴籍先进分子,也赴上海求学或谋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上海地方组织。[⑦]

党的“二大”提出建立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并结合当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更加注重吸收工人农民先进分子。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二大”还确立同国民党合作的基本原则。随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南方倾斜。1923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要求中共党员致力于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至19251月党的“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仅994人,总体发展较为缓慢。[⑧]为适应革命形势,“四大”制订了一系列发展党员的新举措。随后在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推动下,党员队伍迅猛发展,但仍集中在南方地区。至19274月“五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发展至5.79万人,湖北、湖北、广东总数超过3.5万人[⑨],浙江仅4000余人[⑩]

中共地方组织在长兴乃至湖州地区建立较晚,是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除了本身作为中小城市,政治活动空间较小外,与上海的突出地位、党组织发展战略及当时的革命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二、党组织在浙北长兴的初步发展与曲折

中共长兴独立支部,乃至中共湖州县委和中共浙江省委,实际上是在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政变过程中建立的。早在19274月,国民党右派就密谋用暴力手段“清党”,浙江各地的大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先后遭到逮捕杀害。在长兴独立支部成立后,中共湖州县委、中共浙江省委先后遭到破坏,以至该独立支部成立后的情况不甚清楚。根据1928年冬中共中央浙江巡视员郑馨的报告,仅知当时长兴独立支部“没有一个会活动的”的,负责人朱栓,医〔酱〕酒业店员。[11]

国民党右派制造的反革命白色恐怖,并没有让中国共产党人退缩。19278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会议还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浙北长兴在初始建党受挫后迎来更加有力的建党活动。

19285月,受中共上海闸北组织指派,陈广清、张玉帆到长兴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张玉帆(18981942)为长兴夹浦人,1926年秋到上海做工,结识闸北地下党员,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上海党组织受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按照江苏省委制定的“以无锡、江阴、宜兴为中心”的农民武装暴动计划,上海闸北党组织安排张玉帆返回长兴,利用家乡夹浦紧靠宜兴的独特地理条件,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展党员10余人,于是年秋建立中共夹浦独立支部,直接受上海闸北党组织领导。这年10月,陈广清、张玉帆还带领3名新发展的党员到上海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发展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会议结束返回夹浦后,张玉帆等人扩大活动范围,遂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是年冬,由于国民党长兴县政府的搜捕,陈广清、张玉帆决定暂停独立支部和农民协会活动,同时两人离开夹浦暂避上海。

1929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浙江工作会议,决定取消省委建制,加紧直达地区的巡视工作。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党组织又派人随张玉帆回到长兴,恢复夹清独立支部的活动。这年七八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来到长兴,组建中共长兴区委,受中共湖州中心县委领导,下辖中共长兴独立支部和中共夹浦独立支部。在中央巡视员看来,长兴的党组织工作是幼稚的,“党的组织如何开会,如何工作,可说一点也不懂。”[12]因此,在巡视员的指导下,除成立区委外,还加强对理发工人罢工的领导,指示加强煤矿、石矿工人斗争,等等。尽管长兴的党组织工作并不尽如人意,但仍是浙北地区的9个中心区域之一。但这年10月,夹浦独立支部的活动再次遭到当地军警的干扰,张玉帆等人再次转移至上海。

1929年蒋桂战争后,阎西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国内斗争形势,中共中央于是年2月发出通告,指出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总的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13]这年5月,蒋介石与阎西山等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湘粤桂边战争爆发后,中央对形势作出更加错误的估计。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认为新的革命高潮日益逼近,指出战略总方针是“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14]

在这种形势下,早期党组织在长兴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1930年春,张玉帆第三次回到夹浦,并在中共吴兴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于6月重建夹清独立支部,不久即发展党员40余名。同年7月,中共杭州市委书记郑馨(撼山)巡视长兴,沟通长兴区委与杭州市委的联系,于8月重建长兴区委,并贯彻中央提出的“党向产业工人和雇农开门”的方针。区委先后属杭州市委、吴兴中心县委领导,下辖2个支部,共有党员百余人。[15]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加之党中央日益趋“左”的政治判断,让不少党的领导乃至普通党员对夺取政权产生幻想。19308月底,吴兴中心县委宣传委员杨思一到长兴,传达苏浙皖三省在上海召开的党的联席会议精神,要求“大刀阔斧组织群众,实行武装暴动”,提出夺取夹浦、新塘两地水警枪支,然后攻打县城的计划。[16]

为贯彻这一指示精神,中共夹浦独立支部于19309月在太湖白带湾一带召开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既有城东地区的农会会员和贫苦农民,也有县城进步警察。支部书记陆思采在会上讲话,要求各乡村利用已有条件,秘密组织武装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斗争的新高潮。会上,部分党员甚至提出立即行动、拿下县城。虽经支部负责人劝阻,但个别党员还是于第二天到夹浦街上张贴标语,结果被捕。国民党当局得悉后,立即派出军警到夹浦搜捕,支部被迫停止活动。

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各地控制的加强,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遭到破坏。19319月,中共长兴区委的负责人在湖州被捕,后被关进杭州陆军监狱。由于经不住严刑拷打,该负责人供出地下联络员,大批党员先后被捕,长兴区委遂遭破坏。次年,由于个别党员彻底叛变,亲自带国民党军警到夹浦搜捕地下党员,夹浦独立支部遂被彻底破坏。此与同时,吴兴中心县委也遭破坏,上海党组织也同长兴失去联系,长兴早期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就此遭到彻底破坏。

三、民国前期浙北长兴的经济社会

早期党组织在浙北长兴的建立与活动,前后不过五年时间,党员发展不过百余人,有影响的革命活动亦很有限。如何看待这一历史图景,尤其是如何把党的活动置放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笔者认为至少应详加考察当时经济社会状况。

20世纪20年代的浙北长兴,在长三角地区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县城,但经济社会建设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1912年,全县人口17.4万余人,至1932年增长到24万余人,20年增长37.9%[17]民国建立后,长兴林业有较快发展。19121923年,全县先后组建9家林业公司,人工造林有较快发展。[18]1935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41.11%[19]更为突出的是长兴建材、煤炭工业有一定发展。从1914年开始,李家巷等地先后开办石矿公司8家、石灰窑户25家;至1922年,年产青、白石17.5万吨,石灰122万担,营业额达20万银元,以此为生者两千余人。[20]煤炭的开采也有新的发展。1918年长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创办后,始用机械开采,至1923年长煤铁路开通后,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至1930年前后,煤矿有3000余矿工,平均日产煤400吨以上。[21]此外,1929年京杭国道建成通车,是长兴境内的首条公路,大大改变了长兴与南京、杭州的交通。同时,全路设专用电话线2条,长兴、夹浦各设电话机1台。[22]

但另一方面,长兴农业及广大农村却不断趋于凋敝。民国建立后,长兴几乎连年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直接导致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据1935年的浙江省《建设月刊》记载,长兴“田多地广,种子窳劣,栽培守旧,产量甚至低微,稻则100150公斤,麦则三四斗。”[23]尤其是19249月江浙齐卢战争在宜(兴)长(兴)边境和长兴泗安爆发后,长兴广大农村凋敝的趋势更加明显。战争前后持续月余,长兴成为战火重灾区。这年底,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还参加了对宜兴、长兴的战祸调查。[24]受此影响,更多长兴人开始外出谋生;长兴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张玉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26年到上海谋生。[25]农村的凋敝,反映在投资和金融上,就是更多地主开始“开设当铺,投资钱庄”,“最聪明的地主都去经营工商业”,[26]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衰败。反映在赋税上,就是民国建立后的20多年里,全县赋税极不稳定,且总体呈下降趋势。1912年全县赋税合计银元6.73万元;此后20年中,最高为191328.93万元,最低为19294.42万元。[27]

从某种程度上看,民国建立后的20多年里,长兴工商业及交通电讯的发展,明显加强了长兴同长三角大中城市的联系,各种进步思潮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对长兴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国民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亦逐步强化;另一方面,农村的日渐凋敝又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广大贫苦农民改变现状的愿望遂不断增强。但由于多种因素,当时的长兴虽然形成了革命发展的某些因素,但远未具备武装暴动乃至夺取政权的足够条件。

四、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建设的若干建议

历史地看,中共的创建显然是各种具体的、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剧烈运动和冲撞的产物”[28]。早期中共组织在浙北长兴的建立,也同样如此。但是,笔者在梳理长兴早期党组织历史的过程中,又深感难以全面掌握档案资料,无法充分还原党组织建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更无法真正厘清经济社会因素如何具体地影响党组织建立与曲折。因此,笔者对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建设产生若干不成熟的设想。

一是要树立“大党史”的档案资料建设格局。全面考察中共创建史,不仅要考察早期党组织建设、早期党员经历,还要考察党组织和党员所处的经济社会背景,甚至要考察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对党员个人及其家庭产生的各种影响。涉及这些内容的档案分散各处各机构乃至个别家庭,仅靠一家或几家专门机构实现全面搜集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可按照“大党史”的观念,建立一个开放的档案资料搜集架构,既能搜集来自档案、史志、纪念场馆等系统的档案资料,也能搜集高校及科研单位的档案资料,还要能搜集来自普通民众的档案资料。

二是要建立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的“大数据”。档案资料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数据化,是现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是数据化,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因此,在搜集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信息化、数字化和数据化的路径,逐步形成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的“大数据”,为中共创建史研究开创革命性的基础。

三是要形成档案资料利用的开放和共享网络。档案资料的价值在于利用,但传统的档案资料机构,由于各种原因,既未能实现横向信息共享,也未能向社会全面开放,已经远远无法跟上现代学术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共创建史档案资料的建设,应以开创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学术为追求,以开放、互联、共享为原则,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形成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多元共享平台。

 

作者简介:

龚荣庭,男,1980.11出生,湖北谷城人;

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研室主任,助理研究员;

136 2582 6723rtgong@qq.com,湖州市长兴县行政中心B座,313100



[] 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长兴党史简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 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国共产党浙江省长兴县组织史资料(19271987)》,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 该档案未标注具体日期,根据内容及相关文件判定为19279月。参见《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八月份报告及九月份计划》(节录),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湖州市档案馆:《湖州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018月内部编印,第7页。

[] 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湖州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5页。

[] 其他5人是:陈望道(义乌人)、沈玄庐(萧山人)、愈秀松(诸暨人)、施存统(金华人)、邵力子(绍兴人)。

[]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 如长兴白岘的施建中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1925年长兴包桥人沈秀英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同年长兴雉城人钱一习也到上海谋生。他们先后受进步思潮影响,开始传播革命思想,接近或加入中共组织。

[] 刘向东:《中共“一大”至“五大”党员队伍发展壮大的历史考察》(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4月,第9页。

[]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11] 《郑馨关于浙北干部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湖州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018月内部编印,第56页。

[12] 《郑馨关于浙江党、团工作情况的报告》(节录)(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湖州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018月内部编印,第105112115117页。

[13] 《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一九三○年二年二十六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一九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14]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一九三○年六年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一九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15] 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长兴党史简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16] 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长兴党史简编》,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60页。

[17] 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18] 吴大应:《解放前长兴林业生产概况》,浙江长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长兴文史资料》(第三辑),19894月,第96100页。

[19] 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20] 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

[21] 陈里仁:《长兴煤矿简史》,浙江长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长兴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4月,第89页。

[22] 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页。

[23] 转引自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24] 许虔东:《郭沫若首次江南农村调查长兴行》,载氏著《伟人名人与长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6675页。

[25] 《张玉帆烈士传略》,载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长兴党史人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26] 《郑馨关于浙江党、团工作情况的报告》(节录)(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湖州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018月内部编印,第101页。

[27] 长兴县粮食局:《长兴县粮食志》,1992年内部编印,第102103页。

[28] 田子渝:《史料颇丰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百年潮》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