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长勤政爱民材料 

 

  抗日战争后期,从1943年底到194510月,新四军以长兴为中心先后开辟郎广长抗日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浙西抗日根据。在粟裕的带领下,新四军在打击日伪顽、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走群众路线,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深受长兴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粟司令田间捉虫

1945年,苏浙军区在长兴、安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区司令部的同志都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粟裕司令亲自带头,常常一大早或下午三点钟后,便和夫人楚青带着活泼可爱的儿子戎生到亲自开垦出来的菜园里整地、下种、除虫……粟司令在长兴仰峰岕司令部驻地和安吉井村指挥所附近各开出了六七分菜地,种上了茄子、苋菜、辣椒等。

这一年,天气特别潮闷,虫子也特别多。当时除虫没有农药,农民们又不懂科学除虫方法,望着光留着梗儿的菜和渐渐枯萎的秧发呆,或者用一只篮,里面用碗放着水和菜油,用竹壳蘸蘸向四周洒去,想把害虫粘住,但这种方法费力费时又费油,且收效不大。看到如此情景,粟司令亲自到菜地里去捉虫,把虫捉来放在瓶子里,贴上标签,写上这是什么害虫,几时生,几时捉,用什么方法除等。他还让司令部办了一个“科学除虫展览会”,教士兵和当地农民如何除虫,在粟司令和新四军指战员帮助下,农民们学会了在菜秧分孽后用竹子做成梳子在卷叶地方梳一下,将卷叶虫梳到热天发烫的田水里烫死;秧苗适龄时,做一个竹罐,找一个细眼,里面放菜油,把竹罐嵌在田埂缺口处,让油一滴滴顺水扩散,夜晚禾苗吸水时就会将油吸上,把害虫幼蛹粘死,这方法省工、省油、又均匀,收效甚大;稻子割好后,把稻茬拔起,掘一小坑,将稻茬倒下坑,因为虫都爱在暖处越冬,这种方法可以把害虫吸收到坑里,等到一定时候,用土盖上闷死害虫。粟司令等新四军官兵教会长兴农民的这些除虫方法,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有了农药为止。

 

粟裕一家与长工侯阿苟

19451月,粟容率部到达长兴仰峰岕后,先住在沈家大院。沈家大院有三进两层,粟裕住最后一幢的二楼,房东家的长工阿苟住一楼厢房。粟裕衣着简朴、待人和气,每次见到阿苟都打招呼,经常问他生活怎么样,群众对新四军有什么意见,对党的政策满不满意;也有也会问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那里,粟裕的儿子只有四五岁,阿苟也经常逗他玩。粟裕的夫人楚青对阿苟也很好,还为他缝过被子。

19459月下旬,在新四军北撤前,阿苟帮助部队把东西运到宜兴张渚,粟裕看到他后特意请他吃饭,还动员他们随部队北上;见阿苟不愿意远离家乡后,粟裕就把自己用过的一套桌椅送给他留任纪念。后来,阿苟将其中一张写字台赠送给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

1800斤麦子

1944年夏秋,长兴大旱,秋粮收成不足往年一半。当年冬天,槐坎等地有70%的人家断炊。1945年春耕时节,除少数地主、富农外,很多老百姓靠吃稗草、野菜、竹笋等充饥。无饭可吃、无种可播的情形,让庄稼人急得团团转,可又无计可施。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看到后,立即决定省下部队口粮支援群众渡荒。一日,新四军驻温塘村某部总务科李科长,急急忙忙跑来对村农会小组组长王顺清说:“小王,你这个农会小组长该想想办法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小王回答:“实在没办法呀,老天不帮忙。”李科长说:“我们新四军本该全力支援你们渡过春荒,但你也知道,现在部队粮食很缺少,首长和战士们拼命省下来一批麦子,你去问问大家要不要借?到秋收后,一斤麦子还我们一斤谷子好不好?”小王说:“新四军帮助我们渡荒,是再好也没有了。”王顺清与村民合计后,向新四军借了1800斤麦,同时,附近其他村子也都来借了。农历8月中旬的一天,王顺清正在晒场上干活,李科长把他请到办公室,沏好茶后说:“关于你们借麦的事跟你说说……”小王还没等李科长说完,马上说:“等我们晒干,扬净再还。”李科长接着说:“你误会了,我是告诉你,你们借部队的麦子不要还了,上面有指示,我们可能要走了,谷子就留给老百姓自己吃好了。”王顺清听后又惊又喜又急,立即说:“新四军帮我们车水抗旱,打稻,种田,借粮渡荒,专给老百姓做好事,你们是天下最好的军队,我们一定记住你们,你们走了可要再来,否则老百姓又要吃苦了。” 

两只金戒指

  新四军十六旅挺进长兴后,于194434月间,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煤山成立了县税务局,开征营业税、屠宰税、货物税三种。营业税对本地商贩按营业收入的8%征税;屠宰税按宰杀出售猪牛羊肉金额的3%征税;货物税对流动商贩按不同货物分别依照不同税率征税。抗日民主政府税务局在具体税收工作中,向人民群众自觉纳税,同时对一些偷税、漏税和贿赂税收干部的不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是年上半年,煤山街上有个名叫张朝匹的商人,他和无锡某商人一起从无锡运来一批布匹,到煤山地区销售。事先,张朝匹为了能在税收上得到照顾,便利用局长朱云是常州人,与无锡商人是同乡关系,办了一席酒宴,请朱局长和煤山税务所刘平所长赴宴,邀请时而且还送上两只金戒子和一匹布。新四军税收干部朱云、刘平在宴请和金钱礼物面前毫不动心,坚决拒绝赴宴和拒收贿赂,并当即向他们进行新四军税收政策教育,说服他们将布匹送到根据地,且按货物税收政策规定征收了税款。 

煤山镇煞“三风”

  1944年,长兴煤山镇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但是由于城里逃难来的“大享”、“小开”、国民党的离队军警和煤矿失业人员汇聚闲散于此,嫖娼、赌博、吸鸦片这三股歪风也在镇上蔓延,严惩毒害了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气。抗日民主政府煤山区区长钱震宇与中共煤山区委书记黄侃商量道:新四军十六旅在东风岕开办煤矿,可解决闲散人员就业,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们应该趁热打铁,煞一煞歪风。当时,煤山镇将军街南头有家“悦来”旅馆。由于女老板拐骗妇女卖淫,旅馆实际上成了妓院、赌博、鸦片馆。钱区长和黄书记决定先从这家“三黑”店开刀。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悦来旅馆灯火昏暗,吆喝声、嘻闹声混杂一片。煤山区大队的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包围了悦来旅馆。“老板娘,开开门啊!”镇长许国用假嗓子叫道。“谁啊?”女老板边说边开了门。一见是镇长,还领着区大队战士,她顿时脸色煞白。“别噜嗦!快拿钥匙跟我们走。”许镇长严肃的话吓得女老板浑身发抖。区大队战士迅即把守各个门口,不一会,赌棍,嫖客个个束手就擒。区政府关押了女老板等为首分子,并收缴了大批赌具、鸦片。翌日清晨,天气放晴。区政府在煤山小学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钱区长教育大家以此为鉴,要热爱劳动、遵守法纪,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会后,依法处理了首恶分子,大快人心。此后,煤山镇三股歪风大大收敛,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群众称颂民主政府为大家办了一件好事。 

“我还欠着长兴人民一条牛”

194510月,江南新四军奉命北撤,当部队撤至宜兴西洋渚时,上级指示,留下部分干部成立中共苏浙皖边区特委和留守司令部,任命熊兆仁为司令员,陈立平为政委,倪南山为参谋长。当时司令部下属有千余兵力,任务主要是保卫苏浙皖边区党的组织和群众利益。新四军北撤后,国民党第一四五师、一四六师、新七师便立即从江西开来,配合忠救军、保安团、还乡团,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抗日干部,围剿我新四军留守部队。熊司令率主力营由宜兴张渚向郎溪长乐转移时,遭到敌一四六师拦击,翌日到广德毕沟又遭敌合围,突围后再遭敌袭,部队大大减员,装备损失惨重,特委决定将武装一分为四行动,熊司令率一个排活动在海口冲附近,几经转战与倪南山部汇合。并决定留下一连坚持原地斗争,其余转至长兴、广德交界地运动。长广交界处是深山林海,时值隆冬,大雪纷飞,部队无粮无药无御寒物,处境险恶艰难。战士们由于饥饿,浑身浮肿,许多人得了夜盲症。在极度困苦的境况下,熊司令先杀了自骑的战马,但也只维持了几天。有一天,一位战士外出侦察时,在山沟发现了一头黄牛,四处寻觅不见放牛人,为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熊司令决定把这头牛牵来杀给大家充饥。说来奇怪,患夜盲症的战士吃了牛肉和牛肝,眼复明了。熊司令当时就说,今天我们是万不得已违反了群众纪律,不过我们大家要记住,等到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以后,我们定要加倍偿还。熊司令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但后来一直未能找到确切的主人。以后留守部队在长兴人民帮助下,度过了艰苦的日子,又重新活跃在苏浙皖边,并日益扩大,支援了华中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大军渡江作战。

1986年,熊兆仁仍惦记着这事件,曾托人转向长兴县委党史办公室:他还欠着长兴人民一条牛的债,请无论如何帮助他找到这头牛的主人,他要加倍偿还。 

召开军民座谈会解决军民纠纷

  在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内,设有一个“新四军廉洁自律、勤政爱民的故事”廉政专题展览室,陈列了许多关于新四军勤政爱民的文物文献,其中有一份极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献——《长兴槐花磡乡军民座谈和解纠纷》(复印件)。

  该文献刊登于194581日《苏南报》的头版,全文主要内容为:1945719日,新四军苏南行署保安队一部宿营在槐坎新街,战士们欲砍枯木作柴火,但树身大,须用锯子锯,战士向粟姓木匠借锯子,粟木匠坚持不借,战士急着,一定要借,木匠说“新四军比和平军还凶。”指导员阮秀中听了很生气,下令把他绑了起来。事后,阮指导员发现这种行为不对,即和木匠同去乡公所当着乡保长的面向木匠赔礼,并向部队首长请求处分。第二天,乡公所为此事在槐花磡举行座谈会,保安队战士和附近村民四十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指导员进行自我批评,说“上级经常教育我们要爱护老百姓,不打人不骂人,我这次由于冲动下令绑了木匠,破坏了本军的纪律,这完全由本人负责,我谨向粟木匠道歉。”二班长亦进行检讨,并决心改造。老百姓看到此情此景,一致说新四军能够这样坦白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是讲道理讲民主、纪律严明的好部队。粟木匠也站起来当众承认自己的不足。随即新四军全体战士立正向粟木匠赔礼,座谈会在欢笑声中结束。

这则历史文献,生动地反映了新四军苏浙军区在打击敌人和进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军民关系:尽管新四军及根据地政权的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为了抵抗日寇侵略、解放劳苦大众,但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因为军民双方说话做事的角度不同、态度各异,矛盾和冲突也在所难免,并由于双方的冲动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应该说,矛盾和冲突的产生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至少双方都有责任,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矛盾。文献中反映了新四军指战员及根据地政权负责人并没有回避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问题,并通过召开军民座谈会这种公开的形式,及时纠正错误,解开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此举既挽回了冲突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教育了广大新四军指战员及根据地政权工作人员,同时也教育了广大群众,使军民增进理解、关系更加团结,也使根据地军民朝着一个方向——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而共同努力。 

胜似娘亲

1944329日,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300余人到浙皖边境的杭村一带“扫荡”。驻扎在长兴西部山区的新四军十六旅闻讯后,迅速组织实施了一个伏击战,共歼灭日伪军70余人,缴获战马和大批枪支弹药,尤其是缴获了一门九二式步兵炮。为了夺回丢失的大炮,日军于330日出动千余人到长兴西部山区,四处寻找新四军主力作战,以挽回“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军威”。

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同敌人展开周旋,十六旅旅长王必成不得不把他不满两岁的女儿王苏炎交给当地老乡照顾。由于敌人“扫荡”风声很紧,负责照顾王苏炎的一名当地妇女,把自己的小孩留下家中,抱着王苏炎跑到荒山野岭,干粮吃完后就吃野果,风餐露宿了整整三天三夜。直到敌人“扫荡”结束,部队派人上山寻找,他们才安全下山。